2021-03-23
分类：小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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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12月8日晚，随着一声枪响，红遍一时的甲壳虫乐队主创约翰列侬，倒在了一片血泊当中。
英国BBC专门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讲述这个轰动一时的枪杀案。
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拍时，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却将主角彻底否掉，原因便是无名演员的真名是马克大卫查普曼。
洋子很清楚，演员本身没有错，自己不应该因为这样的原因让他人错失事业良机。
但倘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“指责洋子不该这样做”的人身上，扪心自问一句，这些人能否接受？
关于这类社会性歧视，东野圭吾的小说《信》从一个刁钻的角度作了一次特别的探讨。
“如果你的亲人成了盗窃杀人犯，你觉得你活该遭受社会的歧视吗？”
刚志是一名搬家公司的员工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，只为了攒钱供弟弟上大学。
然而积劳成疾，腰和膝盖的伤病让他不得不辞去了工作。
对于没有文化的他来说，直接丧失了挣钱的手段，如何继续供弟弟上学成了他的心病。
他从来没想过穷就可以去偷别人的东西，但他总是会想起曾经的一个客户绪芳。
绪芳家偌大的庭院，以及一身尊贵的打扮，总是不合时宜地跳进了刚志的脑子里。
“她有用不完的钱，稍微被偷点儿，也不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妨碍吧。”
偷盗的过程异常顺利。可正当刚志准备离开时，绪芳出现了。
她扭动着脖子用力地叫喊，刚志忘了自己原本是想要逃跑的。
片刻的犹豫过后，他迅速抽出了螺丝刀，朝绪芳的喉咙扎了下去.……
他兢兢业业地学习和工作，努力地想让周围的人认识到，他作为社会的一员是够格的。
本以为能够一直相安无事地往前走，但几个月后，商场发生的一起盗窃事件，让直贵的人生走入了另一个困境当中。
因为怀疑是内部人员作案，警察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在了一起分别盘问，还对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都做了调查，直贵的哥哥是个盗窃杀人犯的事情，也传开了。
“物流部那边说需要年轻的人手，你来公司时间比较短，变动一下工作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，所以就这么决定了。”
直贵不打算接受：“因为哥哥蹲了监狱，所以我必须变换工作岗位吗？”
“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，如果一定要一个理由，那只有一个，因为你是公司职员。”
后来，直贵换了一份新工作，结了婚，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他们去了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打算开始新的生活。
直贵意识到不对劲的是一天下午，女儿吵着要去常去的公园玩，但妻子一直坚持去新的公园，要绕很远的路，而且没有相熟的同伴。
到公园时，他正巧看到，女儿同伴的母亲拉过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向直贵的妻子低头致歉的画面。
“从那位新来的邻居搬来后，大家的态度都变了。没有特别被人家说什么，或是故意找麻烦的事。我要是跟人家打招呼，也会得到回应，可不像从前那样站在一起说会儿话了。在商场里或是公园里碰到谁，对方也是一下子就不见了。”
“没有到那种程度，只是我们一出现，大家就匆匆走掉了，而且谁也不再过来，直到我们离开。”
“我们也问过几个家长，他们都说没有叫自己的孩子不跟实纪玩，但也说了实话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不想自己的孩子跟她太近。”
而且最近家长间流传着“直贵的刚志快要出狱了，而且会和弟弟住在一起。”
实际上，直贵新公司的人也问过直贵同样的问题，并且说明“如果哥哥要和你一起住，请务必尽早跟公司联系。要想把你哥哥叫到你现在住的公司宿舍来的话，请务必别那样做。”
直贵终于意识到，有些事实，不仅会跟着自己一辈子，就连自己的下一代，也无法幸免。
几乎所有的人，都认为自己和歧视无关，对世上存在的歧视感到愤慨、厌恶，而且绝不相信自己是站在歧视的一方。
回到开篇时提的问题：“加害者的亲人该不该受到社会的歧视？”
就连受到歧视的直贵本人也坦言：“就是我，要是听见某人是杀人犯的亲属，也会另眼看待的。”
如果受歧视者本身也歧视自己，那“改观”这件事就会更加艰难。
对于这种歧视现象，东野圭吾在书中借着角色做了解读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：
“你恨不恨哥哥是你的自由，我只想说，恨我们不合情理。要是稍微深入一点儿说，我们对你区别对待，这也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，自己要是犯了罪，亲属也会痛苦。”
也许歧视本身是不正确的，但是如果深耕每一种歧视背后的社会原因，按照这个说法去展开，也都是情有可原的存在。
换一种说法，也许歧视的存在，就是为了消灭歧视的根源，让有可能产生歧视的存在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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